基督宗教

歷史書，即希伯來聖經《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等四篇六卷。猶太傳統，這四篇歸於“前先知”，與《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等“後先知”相對。前後先知合稱“先知”，置於“聖法”或摩西五經之後，“聖錄”之前，組成聖書的第二部分。前先知記載以色列的歷史，從摩西逝世後約書亞揮師入侵迦南/巴勒斯坦講起，至巴比倫滅猶大毀聖殿，子民入囚，猶大王耶立獲赦結束；故名歷史書。

歷史書取材甚廣，有各朝官修《實錄》和先知著作，也有神跡傳說、民間故事、古歌寓言。書中有些文本片斷，可以追溯到士師時代，掃羅稱王之前。例如《士師記》五章“黛波拉之歌”，重述前一章女先知黛波拉組織聯軍，在基順河大敗迦南人鐵甲兵車的故事，語彙古樸，風格剛健，是聖經裡年代最早的詩章之一。

先民的歷史文字，大約先是卜辭、家譜、王表、詔令、盟約之類，而後才發展出敘事記言的編年體。真正成熟，卻要等到能夠刻畫人物，敷演對話，剖析成敗，揭示原因，“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著出現，如《左傳》，如《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一著史傳統在西方，其第一座高峰和典範，便是希伯來聖經的歷史書，特別是《撒母耳記》。

馮象譯經，從希伯來聖經，希伯來聖經的結構，大體依照內容與歸典的先後劃分。摩西五經領頭，接著是眾先知的記述（歷史書和先知書），餘者歸在一處，稱聖錄。學理上的考量是，人神關係的演進，從希伯來聖經到《新約》，其啟示是貫通的。《新約》的編排，明顯套用並對應着希伯來聖經的順序。福音書載耶穌的言行，相當於摩西五經；《使徒行傳》講耶穌復活升天後，諸門徒的事蹟同保羅傳道，是歷史書；保羅書信及通函，論道辯義批駁謬說，類同先知書；《啟示錄》反思犧牲和苦難，見證新天新地與新人，繼承光大了聖錄的《約伯記》《傳道書》《但以理書》的倫理智慧跟天啟主義理想。

「繁榮時代下的悲涼．危難境況中的盼望」 蔡錦圖博士最新著作，期望與讀者一起研讀十二卷小先知書時，了解「假如小先知活在此時此地，他們會對這時代的人說些甚麼，有何挑戰」。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小先知書遙遠而陌生，沒有看過聖經的人也許甚至聞所未聞。 對小先知書認知的貧乏，讓當代教會缺乏了一個重要的視角，就是在時代洪流中，不論是政治爭議、財富權勢、時局困擾、戰亂艱辛、疫情泛濫，上帝都是具有與世俗不同的眼光，以致祂的跟隨者也必須以特立獨行的步履，透視和回應當今的時局。 小先知是當時的小人物，在社會中無權無勢，但他們卻見證著，小人物在大時代中，仍然可以挺起胸膛，向世人宣告上帝的審判和祝福。哪怕這世界充滿了迷惘、失落、無知、困乏和罪惡，上帝卻在說話，呼召人去聆聽。不僅是在昔日，即使在今天，先知的信息仍然激勵我們在困境中跟隨上帝的道。

聖經出於神之手，還是人之手？
以歷史批判法還原耶穌，重建基督教形成的歷史

三位一體、肉體復活、耶穌是人也是神…
基督教的核心教義，
都是後代神學家的發明！？

傳道三年就中斷的耶穌福音X被隱蔽兩千年的新約歷史

　　在這本《紐約時報》暢銷書中，學界公認的傑出學者，巴特•葉爾曼 (Bart Ehrman) 透過歷史批判法，指出聖經新約各個經卷之間，彼此有難以調和的矛盾，甚至夾雜後人杜撰、偽造和改寫的內容。此外，這些經卷幾乎都是在耶穌甚至耶穌門徒之後三、四十年的作者，假託門徒之名所寫下。

　　換言之，基督宗教的重要觀念可能並非耶穌本意，而是後世神學家的發明。聖經是被後人製造出來，而基督教是被製造出來的宗教，不是屬於耶穌的宗教。

　　葉爾曼表明，一般教牧人員在神學院都受過歷史批判訓練，但未將這些聖經知識告訴教會教友，一般大眾更是一無所知。就如肉體復活、耶穌既是人又是神等等概念，都是耶穌本人不曾提出的主張。因此，有必要讓讀者瞭解兩世紀以來聖經學者的普遍認識，以及聖經是人類歷史的產物，打破「聖經是天啟」的觀念。

　　透過回顧自己如何從一個保守福音派的堅信者走向不可知論者的過程，葉爾曼一再申明，發現聖經的矛盾不一定會讓人失去信仰，反而是知道聖經究竟是什麼，會讓人更加認識自己所信為何，對信仰產生有意義的反思。因此，鼓勵信仰者或非信仰者的讀者，對於這本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書，一起來場知識冒險。

探尋昔日在華北村莊落地生根的外來宗教

歷經三個世紀的跌宕，何以與周邊文化漸行漸遠？

牛津中國史教授耗費十年工夫生動凝煉之作

 

在華北的洞兒溝村，曾經有位傳教士為了帶走一尊聖母雕像，被當地教眾極力阻攔，結果不歡而散；離開之際，他憤而詛咒這個農村將會遭受七年天災，誰知不幸言中。為了解咒，這些天主教村民走到山上興建了一座七苦聖母堂，年復一年的冰雹才終於停止。

口耳相傳的故事還有相類似的版本，它們的共同背景，是傳教士與依附他們的貧苦村民之間千絲萬縷的對抗關係，屬於一場在更大範圍內、日益整合中國天主教和國際教會的博弈。可惜像洞兒溝這樣天主教已經傳播了三百多年的村莊，一直消失於經典的中國史和教會史敘事中。

《傳教士的詛咒》以普世性的視野，結合歐洲的情況，講述在外部力量影響下中國的宗教生態如何變遷、借鑒與融合。沈艾娣教授透過山西洞兒溝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遠超出「禮儀之爭」或「文化適應」的視域—從17世紀耶穌會傳教開始，天主教就適應了中國傳統文化，只不過中外傳教士、教眾及羅馬教廷，在各種衝突和妥協中無意地形成一股合力，試圖把本地教會拉到全球發展的潮流中，而這個進程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