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2016增修版）

推薦序

「數位匯流」時代，讓波茲曼更重要了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馮建三

　　「臉書」（Facebook）一年斥資一億三千萬台幣，保護董事長祖克柏，陪他跑步；但臉書在英國賺數十億近百億，交稅比一般受薪者，還要少一些，僅有二十二萬。這個對比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麼強烈，但也足夠怵目。它提醒世人，一九七九年啟動，從英國開始而後美國強化與放大，再對外蔓延的「時代精神」，歷經本書出版的一九八五年，持續至今，表現為不公平與不平等的差距仍在擴大，不是減少。
　　
　　這個「精神」展現在傳播領域，就是造成《娛樂至死》現象的動力，已從電視延伸到了新興約有十年的新技術形式，波茲曼的觀察、反省與批判，因此不但持續、並且是更為社會所需要。
　　
　　「谷歌」（Google）在二○○六年買下 YouTube、「微軟」在二○○七年投資臉書、「蘋果」同年推出 iPhone，二○○八年第一代 Android 手機問世，然後有線與無線（行動）寬頻逐漸普及、速度加快，二○一一年「連我」（Line）誕生並在次年入台，4G滲透至若干國家七成或更多人口不到兩年（台灣的4G在二○一四年六月開台），善搞「奇技淫巧」的資本邏輯就又開始說，5G即將問世！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何其早熟，只消替換幾個字眼，說的就是現在：「一切新形成的產品等不到汰舊換新，就已經過時了。一切新形成的使用方式等不到成為習慣就陳舊了。一切先進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在這個過程，先前與網路不相干的影視光碟郵寄公司「網飛」（Netflix），以及從未涉及電視內容製作的網路書商「亞馬遜」（Amazon），先後開始利用自擁的著名發行平台投資製作電視劇，它們有樣學樣，完成了影音製作與發行的垂直整合。如今，它們已是大型的影音頻道與製作公司，特別是網飛，進入了一百三十多個國家、今年號稱要投資六十億美金製作節目，不讓「家庭票房」（HBO）或「葫蘆」（「互錄」，Hulu）專美於前，YouTube 也得跟著緊張。在華人市場，愛奇藝、優酷土豆、騰訊與樂視既然已經統整對岸的市場，也就陸續（想）要擴張，包括進入台灣，與中華電信、台哥大、遠傳、威望國際等公司的影音部門，捉對廝殺、合縱連橫。
　　
　　顯然，除了傳統的居家、在客廳觀賞電視之外，收看視訊的場合與時間也增多了。前者還是很重要，國人平均一周大約收看十八小時，但後者的使用時間，也在增加，網路影音頻道與手機使用，大約各是八小時，平板電腦再有九小時。假使再加上瀏覽或駐足各種網站、部落客及社交媒體的時間，那麼，國人如同海外許多國家的人，在工作與睡眠以外，會有半數或更多的清醒時間，與大小螢幕為伍。這應該不是離譜的推估，即便這些接觸或收看時間也許局部重疊，亦即人們即便在客廳開著電視，很有可能一心兩用、多用，也會同時講電話、滑著手機或平板電腦。
　　
　　不過，通過這些管道，接觸這麼多視訊的行為，「數量」雖然相去無幾，但由於各國「傳統電視財政」來源不同，這些行為的「品質」，差異可以很大。財政比較單一，大致僅依靠廣告的是美國、中國大陸與台灣，算是A類。歐洲、日、韓、加拿大與澳洲是B類，除了廣告收入，往往擁有額度可能更多的非廣告收入，包括政府預算，也包括政府依法強制個人、家庭、收視戶、各種無線或有線平台、商業電視公司，乃至於消費電子科技廠商，繳交額度不等的電視捐。B類國家至今仍然擁有強大的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並且從廣播電視延伸進入網路，它的公有產權形式及服務宗旨，很有可能是「聖之時者」，最能在數位匯流的年代，為國民提供最有效與便捷的影音圖文之服務。近日，有人分析四十五個國家的PSM財政，指出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間，若以英國為例，則BBC的非廣告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八，與其競爭、依賴廣告的ITV與C4，相同時期僅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A類的觀眾，其大部分接觸影音的時間，都變成了商品，賣給了廣告商，這就是「閱聽人商品」的意思。最早提出這個概念，並給予命名的人是史麥塞（Dallas Smythe）。他曾經在美國政府服務十多年，內有五年擔任「聯邦傳播委員會」首席經濟分析師；離開政界轉往大學後，在加拿大退休、辭世前，教學、研究及活躍社會將近四十年。在他看來，私人電視公司製作節目吸引觀眾，就是要製作「閱聽人」這個商品，將他們的收視時間賣給廣告商，從中得到收入；若是能夠讓觀眾娛樂至死，黏住螢幕不放，就是其最高目標的達成。一九九五年，網路商業化之後，這個概念又比僅有傳統電視的年代，顯得更有道理了。不是嗎？以前，收視率公司只能抽樣調查，取得我們的有限資料，現在，任何人在網路的一舉一動，同步轉作詳細的資料，等於是普查且即時的所得，剛好做為各種商家進行買賣、政治投票動員的訴求依據。
　　
　　愈多觀眾的收視時間變成商品，後果之一，可以對比A類（美國）與B類（歐洲）的差別。美國人的公共知識質量，因為教育、所得、性別、年齡的不同，會有相當明顯的高低落差。歐洲國家因為PSM的存在，「更能將公共知識帶給弱勢群體……社會包容的成效較佳」。歐洲國家的公共服務績效，也在他處另有展現。比如，英國的網路影音頻道雖然比台灣發達，但人們更多的收視時間，仍然放在傳統電視：他們收看五家無線電視機構的頻道，一周約有二十七小時；用來看網飛與亞馬遜，僅有七十七分鐘；另有八十五分鐘看 YouTube。
　　
　　反觀台灣，有個獨步全球的怪異景觀。每周七天，一日播放二十四小時的7／24新聞頻道，一九九七年我們有三家，現在是七家（另兩家財經新聞，不列入計算），占有的收視分額從二○○三年的百分之十點二五，倍增到了去（二○一五）年的二十點五。但是，如同癮君子知道菸草無益，反而是有害身體；電視觀眾也會明白，這種新聞癮對於他們，也是傷害，不是福利。高中生在教育部主辦的座談會，對官員說，為何電視播出的新聞都「不重要」。觀眾不滿，電視業者沒有自欺，他們也是心知肚明，於是在報紙刊登啟事，控訴「台灣的電視節目很難看，幾乎已成為全民共識」。這是二○一六年的春天吶喊，但並非空谷跫音，這是回聲，十七年前，中視董事長鄭淑敏就已登高一呼，她說，為了競逐收視率背後的廣告收入，「所有的電視人變成……笨蛋……白癡……神經質」。
　　
　　台灣欠缺PSM；台灣不是美國，不是影視帝國；台灣也不是中國，政府及國民很少想到，強力規範外來影視作品，才能建立文化信心，才能厚實認同的內涵，維護國人的權益。這就致使業者與觀眾，雙雙不滿傳統及新的電視之外，國人打開電視與電腦，滑動手機的時候，等於是「捨己為人」，將自己有限的影視資源，不是投入本國貧瘠田地的耕耘，而是替人錦上添花，用來購買海外的內容。對岸、香港、歐日韓等國的電視劇，少則八成，多則九成以上來自本國，我們呢？二○○三年僅百分之四十三點七，二○○四年再跌至百分之三十二點○六；電視頻道分級付費之外，最受青睞的十個影音頻道，有七個是境外衛星頻道。
　　
　　波茲曼書末引用赫胥黎，再次強調教育的重要，我們需要學習「媒體政治和媒體知識論」，才能明白「自己為什麼發笑、為什麼自己不再思考」。若是讓波茲曼與赫胥黎現在拿起麥克風，他們應該會將「媒體政策」引入教育的新內涵，順此進境，人們可以細緻掌握A類與B類電視財政的意義，也能明白，何以阿多諾（Theodor Adorno）曾經在一九六○年代說，若在戰後的德國寫作《啟蒙的辯證》而不是在一九四○年代的美國，並且是「分析電視，那麼，他的判斷就會比較不是那麼悲觀，也不會那麼激進」。